文房四宝

文房四宝

“文房四宝”还有多少种说法?康熙六旬寿庆时曾收到一套难得宝贝

返回>来源:未知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7-02 04:32    关注度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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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谈到“文房四宝”,人们天然就会想到笔、墨、纸、砚,但现实上,前人并不是一起头就将书写器具称作“文房四宝”的。“文房四宝”的演变过程,反映出前人逐步注重书写器具的观念变化,也反映了经济文化的成长。那么,“文房四宝”这个说法能够追溯到什么年代?笔、墨、纸、砚从什么时候起头成为固定搭配?这一套书房器具能否有过其他的别称?

  “文房”一词可追溯至梁朝

  魏晋时已将“翰墨纸砚”合称

  “文房”一词,最早语出《梁书·江革传》:“时吴兴沈约、乐安任昉并相赏重,昉与革书云:‘此段雍府妙简英才,文房之职,总卿伯仲,可谓驭二龙于长途,骋骐骥于千里。’”其原意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,自梁当前,历代均沿有此称。据考古材料可知,北朝十六国夏(407-431)的国都--统万城城址曾出土一方“文房之印”,能够证明“文房”在南北朝期间,甚或此前,就曾经呈现。

  迨及唐代,文人起头风行将“文房”代称书房,其例不堪列举,如:李峤《送光禄刘主簿之洛》云:“朋席余欢尽,文房旧侣空”;元稹《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》云:“文房长遣闭,经肆不曾铺”;皎然《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》云:“文房旷佳士,禅室阻清盼”。自唐以降,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用“文房”代称书房愈加遍及。

  “文房”既指书房,那么天然少不了文房器具。隋唐以前,文房器具除笔、墨、纸、砚外,还有笔格、笔筒、砚滴、砚匣等。唐代,文房器具逐步增加,有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笔架、笔洗、笔錔、砚滴、砚格、砚匣等。据考古材料可知,出土的唐代文房器具不少,仅长沙铜官窑址就发觉六十余件,宋代当前,文房器具愈加丰硕,宋人林洪《文房职方图赞》中载有文房器具十八种,明人屠隆《文房器具笺》及文震亨《长物志》中皆载有文房器具四十余种。

  跟着文房器具的丰硕,“文房”除了代称书房外,有时也代指文房器具,如笔、墨、纸、砚,或其它文具,抑或所有文具。此类事例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记录:“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,余皆不许夹带文集。”又如清代《八旬万寿盛典》云:“正寿之庆,群臣例当供献辞赋。于是彭元瑞有《古稀之九颂》,既以文房等件赐之,以旌其意图新而遣辞雅。”

  魏晋南北朝期间是“文房四宝”的萌芽阶段,呈现了“翰墨纸砚”合称。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曰:“夫纸者,阵也;笔者,刀矟也;墨者,鍪甲也;水砚者,城池也;心意者,将军也;本事者,副将也;布局者,盘算也”。另据考古材料可知,1979年,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中发觉两件木方,此中丙棺内的木方其上墨书有“书刀一枚、研一枚、笔三枚……官纸百枚”等文字。

  通过持久的堆集和总结,文人们对翰墨纸砚的适用性提出更高要求,如晋卫夫人《笔阵图》所云:“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,八九月收之,其笔头长一寸,管长五寸,锋齐腰强者;其砚取煎涸新石,润涩相兼,浮津耀墨者;其墨取庐山之松烟,代郡之鹿胶,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;纸取东阳鱼卵,虚柔滑净者。”

  南朝齐王僧虔《论书》曾言:“夫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伯喈非流纨体素,不妄下笔。若子邑之纸,研染辉光;仲将之墨,一点如漆;伯英之笔,穷神静思。妙物远矣,邈不成追。遂令思挫于弱毫,数屈于陋墨。言之使人于邑。若三珍尚存,四宝斯觌,何但尺素信札,动见模式,将一字径丈、方寸千言也。”由上观之,足见优秀的笔、墨、纸、砚对文人们是何其主要,而“三珍”、“四宝”之谓中“文房四宝”之名亦呼之欲出。

  韩愈文章首提“文房四友”

  以人喻笔 按产地定名

  因为科举轨制的影响,笔、墨、纸、砚对文人往往具有特殊意义。宋代陶榖《清异录》记录:“唐世举子将入场,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笔,其价十倍,号‘命名笔’”,恰是对文人求取功名心理的间接反映。此外,窦群《初入谏司喜家室至》诗云:“不知笔砚缘封事,犹问佣书日几行”,卢嗣业《致孙状元诉醵罚钱》诗云:“苦苦衷笔砚,得志助花钿”,也都是士人心境的实在写照。笔、墨、纸、砚与文人的感情、宦途、命运紧紧联系起来,成为文人依靠感情、隐喻宦途的最佳体例,在这种环境下,“文房四宝”初步构成,只不外这时髦未有正式名称。

  中唐时,韩愈作《毛颖传》(“毛颖”为毛笔的别称),将笔、墨、砚、纸别离喻作“中山毛颖、绛人陈玄、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”,讲述了“为人强记而便敏”的毛颖若何累拜“中书令”、取得皇帝信赖,并“与绛人陈玄、弘农陶泓及会稽褚(楮)先生友善,相推致,其出处必偕”的寓言故事。据两唐书、《通典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书可知,唐代中山便是指宣城,贡笔;绛州,贡墨;虢州弘农郡,贡砚;越州会稽郡,贡纸。因此,韩愈笔下的文房“四友”又是按贡物产地来特指的,反映了中唐期间“文房四宝”的特定涵义。《毛颖传》将“笔、墨、砚、纸”拟称形影不离的文房“四友”,能够说这是“文房四宝”呈现的最早名称。

  在当前的汗青成长中,“文房四宝”作为翰墨纸砚的统称一直没有变化,可是作为特指,却顺时因地而变。如唐人文嵩作“四侯传”(《管城侯传》、《松滋侯易玄光传》、《好畤侯楮知白传》、《即墨侯传》),陆龟蒙作《管城侯传》,他们二人也都把笔、墨、纸、砚喻作“四友”,且“宣城毛元锐、燕人易玄光、华阴楮知白、南越石虚中”别离代指其时的宣州笔、易州墨、华州纸、端州砚,反映了晚唐期间“文房四宝”的特定涵义。

  有唐一代,文人多把笔、墨、纸、砚喻作“四友”。然而,值得留意的是,“文房四宝”的内涵曾经明白,但名称没有呈现,只是文人们把翰墨纸砚喻作“四友”罢了。换言之,此间,“文房四宝”是以文房“四友”之名呈现的,这也集中反映出唐代翰墨纸砚除了适用价值之外,曾经“人道化”,具有奇特的意味意义。

  宋代“文房四宝”备受青睐

  清代已成宫廷陈列

  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,使得生齿大量流动,一些控制先辈手艺的工匠假寓江南,推进了江南笔、墨、纸、砚制造业的成长。据宋代《渑水燕谈录》记录,南唐后主李煜爱好江南地域出产的文房器具,因而“澄心堂纸、李廷珪墨、龙尾石砚三物为全国之冠”。

  宋初,即呈现谱录“文房四宝”的专著《文房四谱》,表白其时“文房四宝”在社会上已倍受青睐。北宋至和二年(1055),梅尧臣《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》诗云:“文房四宝出二郡,迩来赏爱君与予”。这是最早正式提出“文房四宝”的名称。不外,两宋期间,跟着“文房四宝”的流行,其名称曾经多元化,若有“文房四宝”、“文房四友”、“文房四物”、“文房四士”、“文房四子”、“文苑四贵”等,大略指的是笔、墨、纸、砚,有时也泛称文房器具,如祝穆所撰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一四《文房四友部》中,就包罗了笔、墨、纸、砚以及水滴、笔架、笔床等文房器具。从唐宋类书中文具记录的统计环境来看,南宋以前,所记文房器具次要是笔、墨、纸、砚,而南宋当前,所记文房器具既有笔、墨、纸、砚,也有笔架、笔床、水滴等其它器具,已愈加普遍。

  两宋期间,“文房四友”的称号传播得最为普遍,不只是诗词文赋多称“文房四友”,并且呈现了《文房四友除授集》,文顶用“宣城毛颖、陈玄、剡溪褚(楮)知白、端溪石虚中”代指笔、墨、纸、砚,且特指南宋时的“宣笔、徽墨、越纸、端砚”。宋人胡谦逊在《文房四友除授集》后序中说:“淳祐庚戌(1250),客京师,一日于商店目《文房四友除授集》”,足见该书流布之广。

  就在“文房四友”广为传播的同时,宋人除了强调笔、墨、纸、砚的适用价值和意味意义外,也起头重视其艺术性和珍藏价值,因而“文房四宝”之名也逐步风行。南宋期间,祝穆所撰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将翰墨纸砚等文房器具列入别集卷一四《文房四友部》,杨伯岩所撰《六帖补》将翰墨纸砚列入卷一二《文房四宝》,别离用了“文房四宝”的分歧名称。

  明清期间,跟着人们对翰墨纸砚艺术性和珍藏价值的重视愈加凸现,“文房四宝”之称也就广为流行,就连清宫中也有此种说法,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载:“太和殿内所设文房四宝御案著于东边居中安设。”能够说“文房四宝”作为翰墨纸砚的统称,明清期间曾经“名副其实”了,不外“文房四友”、“文房四君”、“文房四事”等名称仍有具有。此外,“文房四宝”有时又泛称文房器具。如康熙六旬寿庆,诚亲王供献“万寿文房四宝”,有“石渠阁瓦砚、玉管笔、万历窑笔、万历雕香笔、玛瑙水盛、古墨、万历八宝笔筒”。

  (原题目:“文房四宝”的说法从何而来)

  来历:北京晚报

  编纂:任一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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